F1金钱游戏史:商业革命与两个时代
F1金钱游戏史:商业革命与两个时代

F1的金钱游戏:一场商业革命的历史

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庞大娱乐帝国——这就是今天的F1。价值数千万美元的赛车在赛道上飞驰,全球数十亿人观看的精彩赛事。但75年前,F1还只是靠热情维持的业余爱好。这一切,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?

起点,是英国的小型车库。20世纪70年代,那些被蔑称为“车库车队”(garagistes)的英国小车队掀起的反抗,正是如今价值超30亿美元F1的开端。


1950年代–1970年代:混乱的开端与“车库车队”的挣扎

F1作为一项运动是纯粹的,但作为一门生意却一片混乱。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初,F1没有任何集中化的商业组织。各场大奖赛分散举行,赛事主办方拥有极大的权力。车队只能依靠不固定、不可预测的“出场费”来勉强维持每场比赛的参赛。

法拉利、玛莎拉蒂、阿尔法·罗密欧则不同。这些厂商车队享有特殊待遇,能获得稳定的出场费。而另一边,那些被称为“车库车队”的小规模英国独立车队,却每次都要为生存而艰难谈判。“车库车队”指的是在类似车库的工坊里自己制造底盘,再安装其他公司引擎的车队。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蔑称。

电视转播更是一团糟。各地电视台各自与主办方签订临时合同,车队在转播权上毫无话语权。赞助也仅限于燃油或轮胎等技术合作,没人意识到F1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广告平台。

这种系统性缺陷和大多数车队的共同困境,为一位日后掌控F1一切的男人的登场埋下了伏笔。


1974–1981年:FOCA诞生与FISA-FOCA大战

1974年:反抗的开始

变革始于1974年“一级方程式制造商协会”(FOCA)的成立。它本质上是一个代表独立底盘制造商利益的“工会”,用来对抗赛事主办方和大型厂商车队的强势影响力。核心人物是当时F1的传奇人物:1972年收购布拉汉姆车队的伯尼·埃克莱斯顿,以及马什车队的马克斯·莫斯利、弗兰克·威廉姆斯、莲花车队的科林·查普曼、泰瑞尔车队的肯·泰瑞尔。

真正的权力斗争始于1978年伯尼成为FOCA首席执行官。马克斯·莫斯利作为精明的律师担任其法律顾问,他们很快与掌控F1管理权的FISA正面交锋。

1970年代末–1980年代初:战争升级

FISA与FOCA之战,是决定F1未来的权力之争。这场伯尼领导的FOCA与让-马里·巴列斯特雷领导的FISA之间的对抗,源于两大根本矛盾。

第一,财务矛盾。FOCA认为,车队才是F1的核心,理应主导奖金分配和电视转播权谈判。而FISA坚持,作为管理机构,所有商业权利都应归自己所有。

第二,技术冲突成为导火索。FOCA旗下的英国车队使用名为“地面效应”的创新空气动力学技术,用相对低功率的福特-考斯沃斯引擎,与法拉利、雷诺等厂商的强劲涡轮引擎抗衡。巴列斯特雷以“安全”为由试图禁止地面效应,FOCA则认为这是恶意打压他们的技术优势。

1980年西班牙大奖赛成为战争的高潮。当FISA对FOCA车手处以罚款引发冲突时,法拉利、雷诺等车队退出比赛。但FOCA车队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仍完成了比赛,这场比赛虽无世界冠军积分,却被作为非官方赛事举行。这是一次象征性事件,证明FOCA无需FISA批准也能独立组织大奖赛

1981年:海盗赛与谈判桌

1981年,伯尼与FOCA打出决定性一招。他们在南非组织了一场独立赛事,以“自由方程式”(Formula Libre)的形式绕开FISA规则,FOCA车队甚至装上了FISA明令禁止的“侧裙”。这场“海盗赛”给FOCA带来巨大财务压力,但从战略上看却极为高明。它向全世界证明,FOCA完全有能力在没有FISA批准的情况下成功举办顶级赛事

决战时刻到来。当巴列斯特雷向美国长滩大奖赛主办方施压时,他最忠实的盟友雷诺却宣布为开拓美国市场,无论如何都要参赛。法拉利也出于实际考虑跟进。被最信任的盟友背叛后,巴列斯特雷已无力再战。


1981年:协和协议与新秩序

1981年1月,马拉松式的谈判在巴黎协和广场的国际汽联(FIA)总部举行。经过13小时的激烈讨论,一份定义F1未来的历史性协议达成。因谈判地点而得名,“协和协议”于1981年3月11日正式签署。

协议核心内容严格保密,但已知原则具有革命性意义

强制参赛
所有签署协议的车队必须参加每一场世界锦标赛。这使F1从一系列零散赛事,转变为一个贯穿整个赛季的统一“产品”。

规则稳定
为技术规则变更建立明确流程。未来技术规则的修改需所有车队一致同意,防止个别势力单方面操控。

商业权利转移
最重要、最具革命性的条款是——将F1商业权利(包括电视转播权)的谈判权授予FOCA。这成为伯尼将F1打造成商业帝国的决定性武器。


1987–2001年:帝国建立与“百年合约”

1987年:FOPA的诞生

协和协议是FOCA的胜利,但胜利果实逐渐集中到伯尼·埃克莱斯顿手中。大约在1987年第二份协和协议签署时,伯尼辞去布拉汉姆车队老板职务,成立个人公司FOPA(一级方程式推广与管理公司)。FOPA设计的收益分配结构展现了伯尼的商业头脑:FOPA拿走转播权收入的49%,并从这笔钱中向车队分配奖金;FIA拿50%,车队直接只拿1%。此外,所有赛道承办方支付的承办费也由FOPA直接收取。

FOPA后来更名为FOM(一级方程式管理公司),这家公司此后数十年成为F1所有商业活动的绝对主宰

2000–2001年:“世纪交易”

通过2000–2001年间的一系列合同,时任FIA主席马克斯·莫斯利批准了一项将F1所有商业权利独家租给伯尼FOM公司、租期至2110年底——长达100年的合约。这份史无前例的百年合约价格仅为3.6亿美元。与F1商业权利的实际价值相比,这简直是天价交易的“白菜价”。

这笔交易之所以能成,源于伯尼与马克斯·莫斯利的特殊关系。莫斯利是伯尼的老友、长期法律顾问,更是FISA-FOCA大战中的政治盟友。最关键的是,这项价值巨大的权利转让没有任何公开招标或竞争程序。

欧盟的“悖论”角色

最离奇的是欧盟执行委员会的角色。1990年代末,欧盟启动重大反垄断调查,质疑FIA与伯尼的垄断地位。核心关注点是FIA同时担任体育监管者和商业受益者的利益冲突。

伯尼和莫斯利却将这份“百年合约”包装成对欧盟要求的回应。逻辑是:FIA将商业权利“出售”给FOM长达100年,自己就变成了纯粹的监管机构,不再参与商业运营。结果,本可能瓦解伯尼帝国的反垄断调查,反而成了合法化并巩固其百年垄断体系的关键理由。


2017年:自由媒体时代的黎明

伯尼长达40年的绝对统治在2017年终结。美国媒体巨头自由媒体集团(Liberty Media)于2017年1月23日完成对一级方程式集团的收购。公司估值达80亿美元,股权价值44亿美元。伯尼卸任CEO,仅保留“荣誉主席”头衔。他的位置被新的三人领导层取代:切斯·凯里任董事长兼CEO,肖恩·布拉切斯任商业运营董事,罗斯·布朗任赛事运动董事。


2017–2025年:以粉丝为中心的革命

数字化转型

自由媒体的战略与伯尼时代截然不同。他们不再将F1视为B2B产品,而是重新定义为B2C娱乐产品。自由媒体立即拥抱数字与社交媒体——这些是伯尼时代极为排斥的领域。效果立竿见影。2017年,F1成为社交媒体粉丝增长最快的体育品牌,单年粉丝数激增54.9%

《Drive to Survive》现象

2019年与网飞(Netflix)合作推出的《一级方程式:疾速争胜》(Drive to Survive)彻底改变了F1的历史。这部剧集聚焦围场背后的人性故事、车手个性和车队间的激烈竞争,而非比赛结果。结果,它吸引了全球大量从未关注过F1的新观众。

粉丝结构的转变得到多项数据印证。F1粉丝平均年龄下降,女性粉丝比例翻倍。根据2023年YouGov调查,46%的《疾速争胜》观众是女性,26%的观众是“完全的新粉丝”,此前对F1毫无兴趣。

预算帽与公平竞争

自由媒体认为,提升比赛本身的竞争力和财务可持续性,是F1长期成功的关键。通过与FIA合作,从2021年起引入F1历史上首个预算帽制度。预算帽从2021年的1.45亿美元起,逐步下调。旨在遏制顶级车队的无节制投入,缩小车队差距,让小车队能在财务压力较小的环境下竞争。

2020年签署、2021–2025年生效的新版协和协议,彻底重构了收入分配结构。目标是缓解伯尼时代的极端财务失衡,实现更公平的奖金分配。

美国梦

自由媒体的核心战略之一,是拓展在庞大美国市场的影响力。他们在原有奥斯汀美国大奖赛的基础上,新增迈阿密大奖赛(2022年首办)和拉斯维加斯大奖赛(2023年首办)。这两场赛事被规划为持续一周的大型娱乐嘉年华,远不止是一场比赛。

“自由媒体效应”:关键指标变化

指标伯尼时代(约2016年)自由媒体时代(2023–2024年)
社交媒体粉丝数约300–400万超9700万
粉丝平均年龄36岁(2017年)32岁(2022年)
女性粉丝比例约15–20%30%(整体),46%(DTS观众)
美国大奖赛场次1场(奥斯汀)3场(奥斯汀、迈阿密、拉斯维加斯)
年收入约18亿美元34.11亿美元(2024年)

两个时代,一个巨人

F1的商业史被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:伯尼·埃克莱斯顿时代与自由媒体时代。两者在理念与策略上几乎完全相反,但各自完成了历史使命,都是造就今日F1不可或缺的阶段。

伯尼是一位冷酷而富有远见的开拓者,将一个混乱、分散的业余赛场,提升为职业化体育的巅峰。他组建FOCA团结车队力量,通过与FISA的激烈战争达成协和协议,最终集中了F1的商业权利。这是绝对控制与商业模式的巅峰。在混乱的时代,伯尼的“独裁”或许是一种必要的恶。

而2017年登场的自由媒体,是现代化的旗手,打开了伯尼紧紧关闭的大门。他们将F1重塑为一个B2C娱乐品牌。通过《疾速争胜》等创新内容,向世界展示了F1的人性魅力。结果,F1吸引了此前被排除在外的新粉丝群体,如年轻一代和女性观众,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。

两个时代在F1的演进中扮演了不同却同样重要的角色。如果说伯尼打造了一台强大的“机器”,那么自由媒体教会了这台机器如何“与世界对话”。在一位“独裁者”建立的坚实商业基础上,现代媒体公司的营销策略得以叠加,最终成就了今天我们所见的这个数十亿美元的全球超级 spectacle。

自由媒体以粉丝为中心的战略,能完全取代伯尼式的冷酷高效吗?